赵匡胤的性格就是粗狂豪放处可以跑马,心思缜密之处可以绣花。
  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
  宰相是皇帝的左膀右臂,作为百官之首,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。作为世人瞩目的当朝风云人物,几千年来,拜相封侯,一直是天下士子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。
  宰相,在不同朝代,称呼不同。周称太宰,秦汉称丞相,南北朝的录尚书事,隋称尚书令,唐称中书门下侍郎,宋称同平章事,清朝称军机大臣。
  古代讲究坐而论道,早朝时,出于对宰相的尊敬,皇帝通常会赐座、赐茶,让宰相坐下来边喝茶边议论国家大事,宰相坐朝的惯例自秦汉至唐、五代一直沿袭了千余年,直至宋初。
  多年以来,在朝堂上能坐着议事的是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三位周朝元老。
  宋代周后,仍然是以范质为侍中,称为昭文相;以王溥为司空,称为史馆相;以魏仁浦为右仆射,称为集贤相。
  对于赵匡胤而言,以前都是你们坐着,我站着,现在,我终于可以坐着了,你们还坐着。
  范、王、魏三人都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托孤重臣,赵匡胤对他们忌讳甚深,心中总有些不快。之所以用他们,完全是为了笼络人心、巩固江山社稷的需要。
  乾德二年(964)正月,范质和王溥如往常一样坐朝议事,聊到一半时,赵匡胤突然说道:“我今天有些眼花,看不清楚这奏折上的字,你们两个过来帮朕看看。”
  一个不满三十五岁的人说自己眼花了,这里面一定有猫腻,有文章。两位宰相,只得上前,帮着皇上勘读奏折。
  看完后,二人想再坐下,发现椅子不见了。
  两位堂堂的宰相,当着众文武的面,着了赵匡胤的道,中了人家的“调虎离山”之计,好尴尬呀!
  《闻见后录》载:“欲复位,已密令中使去其座矣。”二人一头雾水,但毕竟都是老狐狸,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。
  这肯定是皇上有意为之,如今椅子都被撤掉了,想要再在放回来,恐怕有难度了,只好顺坡下驴,自嘲道:“还是站着好,可以活动活动筋骨……”,算是默认接受了这番“特殊礼遇”了吧。
  第二天,三位宰相上书要求废止“坐论之礼”。
  在维护国家统治和加强皇权这种事上,没有赵匡胤不敢干的,不擀,那是煎饼。赵匡胤自导自演,用一个看似玩笑,却又十分认真的方式,破除了一个沿袭千年的“宰相坐着议事”的朝堂规矩。
  宰相失去了与皇帝对坐的权利,其实他们失去的,又何止是一张凳子呢?
  从此之后,宰相们只能和寻常官员一样站立在朝堂之上,开大会。
  如果您在影视剧中,看到大宋之前的宰相是站着参加朝会的,就可以发弹幕指责导演那个谁谁谁,搞错了,重来!
  没有椅子的宰相,无疑降低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在百官之中的身价和威信,宰相的权力与地位不如从前,再也不能影响到皇上的决策权。
  俗话说,擒贼先擒王。文官中最大的宰相,赵匡胤都有办法整治,其他的官员,更不在话下了。
  搬走三把椅子这件事,没过几天,还在乾德二年(964年)的正月里,范质与王溥、魏仁浦三人便上书,请辞。
  实际上,这三位是想多了,老赵只是撤走了他们的椅子,并没有想罢他们的相,既然他们主动提出辞职,却也正中赵匡胤的下怀。
  你们愿意给,本皇就愿意收,不是本皇抢你们的,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,老赵十分坚定地点了点头,算是答应了。
  范、王、魏三人同日罢相,范质被授为太子太傅,王溥任太子太保,魏仁浦拜守尚书右仆射。
  宰相的位子终于空出来了,宰相轮流做,今日到我家,赵普已经在那儿排队等一年了。
  赵匡胤理所当然地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,开始主持掌握军机的枢密院,赵普成为大宋宰相。
  二赵是大宋政坛最强的君臣组合,自此之后,赵匡胤集兵权、皇权于一身,真正成为大宋王朝说一不二的cEo。
  ◆ 文人治国
  大将生来胆气豪,腰横秋水雁翎刀。风吹鼍鼓山河动,电闪旌旗日月高。武将们一言不合就抄家伙,互掐,说干就干!
  用地方节度使治国,只能是越治越乱,乱到不好收拾。节度使做大了,会各自为政,不会再听你朝廷的管了,隋唐五代就是前车之鉴。
  赵匡胤曾对赵普说:“五代方镇残虐,人民深受其害,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,分治大藩,即便都是贪浊,也抵不上一个武将。”
  文人治国,这些麻烦就迎刃而解了。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文人手无缚鸡之力,咬文嚼字,这个可以有,舞枪弄棒,上阵杀敌,这个就太难为人家宝宝了。
  文臣基本上不会对国家政权产生多大的威胁,即使贪污那么一点,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对江山社稷造成的危害大。
  文人手上没兵,完全听命于朝廷,若对这些文臣宽大仁厚,还能收买人心,让他们对朝廷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  武力只能夺取天下,文治才能迎来太平盛世。在整治完中央,老赵开始整治地方。“治不了你们这些武夫悍将,我赵字倒着写。”
  接下来,赵匡胤决定放大招了,他要制定一项基本国策,彻底铲除武将治国的乱象和威胁,让世代享用之:重文抑武,采用文人治国,实行文人统治。
  寒门子弟,从出生那一刻起,已经注定他们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了。
  作为朝廷,十分有必要给这些人开一条上升通道。不然的话,他们若跑到地方武装队伍里,鼓动那些心存异志的乱臣贼子,造自己的反,那就是不好玩了。
  屌丝想要逆袭,朕就给你架设一部登天的梯子,成全你们。
  隋唐时代,开始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官。
  老赵决定恢复科举考试,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。无论寒门士子,还是农桑人家,学而优者,均可以通过科举考试,进入庙堂之上。
  大宋现在急需一大批国家公务员,既然这么急,那就每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。
  他将考试分为地方上的乡试、中央的省试、中央的殿试三个等级。每年秋天,各州进行乡试考试,第二年春天,由礼部进行省试考试,省试当年进行殿试。
  为防止作弊,试卷要糊名、誊录,并且由多人阅卷。现在的高考考试糊名,就是从赵匡胤的大宋开始的。
  乡试第一名为“解元”,省试第一名为“省元”,殿试第一名为“状元”。“连中三元”成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。
  赵匡胤还打破常例,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。
  举人经礼部阅定之后,选出名列前茅者,送呈皇帝“御览”,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,殿试以后,不须再经吏部考试,直接授予官职。
  太祖还下令,考试及第后,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,这样,所有及第的学子都成了“天子门生”。
  皇上成了所有做官人的老师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老赵只用一招,就拉近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。尔等都是朕的弟子,朕是天子,你们都自带光芒,起码也是文曲星下凡。
  南宋时,皇帝还要在琼苑为登科进士赐宴庆贺,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琼林宴。
  “我也曾赴过琼林宴,我也曾打马御街前,”成为读书人一生最值得炫耀的荣光。
  参加科举考试需要本钱,贫家子弟往往因为掏不出盘缠而不得不放弃考试。
  这一点赵匡胤也考虑到了。
  开宝二年(969),宋太祖下诏:政府还为寒门子弟参加科举提供经济资助,发放举人“券”, 凭“券”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,还可以在官驿免费住宿。
  通过科举选官,大宋王朝的文官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,从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。
  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,地位居于武官之上。庙堂之上,君臣运筹帷幄,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;江湖之中,书生指点江山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
  大宋重文轻武,地方军队经常换防,而且是军无常帅,帅无常军,无法再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。地方安定了,国家得到了长治久安。
  赵匡胤完善和发展了科举制度,为寒门子弟、文人士大夫的做官从政,铺平了道路。使得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神话变成了现实。
  除了造反,科举成了天下才俊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。
  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,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中华大地从此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“书香门第”、“翰林世家”,让无数个贫寒的家庭走向富裕,让无数的寒门子弟从此可以扬眉吐气,光宗耀祖。
  耕读为本,忠孝传家,进士及第,世代簪缨,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大发展,赵匡胤功莫大焉!
  ◆ 太祖誓碑
  为了确保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,能够一直延续下去,得以永久的贯彻执行。
  建隆三年(962),赵匡胤命人秘密镌刻一石碑,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,谓之誓碑。“平时门钥封闭甚严,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,任何人不得入观。”
  宋太祖赵匡胤规定: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,天子谒庙礼毕,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。
  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,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,不得窥视。皇帝行至碑前再拜,跪瞻默诵,然后再拜而出。
  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,“岁时伏谒,恭读如仪,不敢泄漏。”群臣及近侍皆不知誓碑所誓何事。
  也就是说,誓碑这事搞得很神秘,一般人是根本不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,它只属于皇上。
  直到靖康之变,东京城被洗劫一空,太庙中祭祀之器被金人席卷而去,大门洞开,有人得以一睹此碑尊颜。
  陆游的《避暑漫抄》中记载:誓碑高约七八尺,阔四尺余,上刻誓词三行。
  一为:柴氏(后周宗室)子孙有罪不得加刑,纵犯谋逆,止于狱中赐尽,不得市曹行戮,亦不得连坐支属;
  二为:不得杀士大夫,及上书言事人。
  三为:子孙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。
  另外,《宋史?曹勋传》记载,公元1126年,北宋为金所灭,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,被扣留在金国,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能回南方,让他转告高宗赵构:“艺祖(宋太祖)有誓约藏之太庙,不杀大臣及言事官,违者不祥。”
  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,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。
  太祖誓碑是赵匡胤进一步巩固江山社稷的英明体现,其内容就是大宋王朝所执行的基本国策。
  第一条,在善待后周宗室上,大宋历代皇帝都很认真,赐柴氏铁券文书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记有“宋待周后之厚”。
  宋太祖登极,迁周恭帝柴宗训母子于西京,易号郑王,造周六庙于西京,命周宗正以时祭享,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、周世宗之陵。
  建隆三年(962),迁郑王柴宗训至房州(今湖北房县)。
  《新五代史》云:周世宗柴荣共有子七人,“长曰宜哥,次二皆未名,次曰恭皇帝,次曰熙让,次曰熙谨,次曰熙诲。宜哥与其二,皆为汉诛”;宋乾德二年(964),“熙谨卒,熙让、熙诲不知所终”。还有一个孩子被潘美收养了,后来颇有建树。
  开宝六年(973),二十岁的柴宗训在房州去世,此距禅位已有十四年。赵匡胤素服发哀,辍朝十日,溢号恭帝,葬周世宗陵之侧旧顺陵。
  郑王死后,小符太后出家号为玉清禅师,淳化四年十月(993),小符太后薨,宋廷以后礼葬于懿陵,陪于其姐西北。
  柴宗训的儿子柴永琦被降封为郑国公,从此世世代代世袭爵位。
  宋仁宗时期,柴宗训的嫡系断了。仁宗诏取柴氏谱系,选择柴氏旁支一名辈分最大的封为崇义公,担任了祀奉后周宗庙的职位。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,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。
  至和四年(1057),封柴泳为崇义公,给田十顷,奉周室祀,子可袭封,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。
  宋神宗时,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。
  宋徽宗时,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,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,监周陵庙,世为三悟。
  南宋时,高宗、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。
  可见,在整个大宋朝,柴氏子孙所受封赏一直与宋朝相始终,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,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。
  《水浒传》以此为蓝本,演绎柴家后人“小旋风”柴进,说他拥有御赐的“丹书铁券”,无论柴氏子孙犯有多大的罪过,大宋朝廷一律不予追究,说明大宋善待柴氏子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。
  第二条,对于“不得杀士大夫”一项,大宋重文抑武,赵匡胤及其后继者,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。
  太祖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时,坚持不杀降王。如平定后蜀,召其国君孟昶入京。有大臣密奏,请擒杀其君臣,以防生变。
  太祖怒批道:“汝好雀儿肚肠!”
  清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中云:“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”,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很少见的,开国皇帝多数都是执行“斩草除根”,赵匡胤坚持不杀他们,让他们在京城自由自在出入,而且还封官加爵。
  宰相赵普好几次在赵匡胤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,想把他们给法办了。
  宋太祖给他的答复是:“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,那人人都去寻找了。”坚决不允许动他们,此后,赵普再也不敢在赵匡胤面前提起类似话题。
  一代名相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:“祖宗以来,未尝轻杀一臣下,此盛德之事。”
  北宋后期出现的冗官现象,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,不轻易诛杀大臣政策,有直接关系。
  神宗时期,陕西用兵失利,准备斩一朝臣时,宰相蔡确进谏道:“祖宗以来,未尝杀士人,臣等不欲自陛下始。”
  可见,誓碑这一祖宗家法,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,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,甚至横行不法。
  当然,誓约的“不杀”不等于绝对不能杀,对乱臣贼子、贪官污吏,激起民愤的,还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的。
  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,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。《宋史》赞他:“绳赃吏重法,以塞浊乱之源。”
  然而不杀大臣这一条大宋基本国策,得以顺利实施,都是太祖誓碑上的誓约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  ◆ 一条奇怪的路
  赵匡胤出身行伍,为了江山社稷,他对武将的防范,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同时对各种威胁政权的事,考虑得相当缜密。
  大宋的兵工厂,里面的强弓劲弩不尽其数,十八般兵刃琳琅满目。
  宋神宗熙宁年间,兵工厂的管理大臣向皇上奏报,说兵工厂的道路修的很奇怪,狭窄不堪,还弯弯曲曲,不利于运输工作,请求重新增宽顺直。
  当时的宰相是主张改革变法的王安石,他也主张“请直而宽广之。”
  兵工厂的布局是由宋太祖当年亲自定的,这样明显不利于运输,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,为什么这么布局,没人知道。宋神宗想着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,“当有远虑”,还是不要轻易改变,就没有批准。
  这事没过多久,在兵工厂劳作的那些工人,因为工作苦,收入低,闹起暴动,“持兵夺门,欲出为乱。”守卫兵工厂的只有几名老兵,这些暴徒拿着最先进的武器,而且在天子脚下造反闹事,直接会威胁到国家政权。
  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成百上千手持利刃的造反分子,竟然就被几个老兵给挡住了,他们在通过狭窄崎岖的道路时,只能一个一个的通过,老兵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,来一个杀一个,真正做到了以一敌千。
  等着大部队到来,几千个暴徒全部被抓获,一场威胁江山社稷的暴乱就这样被轻松平息了。这不是神话,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  祖宗定下来的规矩,在你没有搞懂之前,尽量的不要轻易改变。这件事,足以说明赵匡胤是真的雄才大略,他在世时制定出什么“祖宗之法”,都是有可能的,也是可行的。
  ◆ 祖宗之法
  赵匡胤雄才大略,谋略深远,他的举动有时候或许很普通,但是这可能暗藏深意,让人无法捉摸。他曾经留下三则规矩,表面看起来有些荒唐,实则大有深意。
  第一条:在皇宫中圈地养猪;
  第二条:皇宫中设兵工厂;
  第三条:宫中的建筑不要太直立,最好是七拐八弯的。
  按照常理,开国皇帝留下的祖训一般都是关于国家政令制度之类的大事,比如说不让后宫人士干政什么的,赵匡胤定下的祖宗之法竟然都是一些生活琐事。
  如果你的家是农村的,十有八九,你们家会养猪,养猪是很多农村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。赵匡胤要求后代在宫里养猪。
  首先,他生于公元927年,生肖属猪,他或许是想把猪当宠物养;
  其次,赵匡胤相信猪有辟邪的作用,猪血可以破除一切妖术;
  第三,宫中每日剩菜剩饭,总归有个处置的地方。
  第四,汉字“家”,上面一个宝盖头“宀”,代表房子,下面一个“豕”,就是猪。有房子有猪才叫“家”。
  赵匡胤在皇宫僻静处还开辟了一块自留地试验田,四时耕种,亲力亲为,由此可知天下粮食的收成几何,猪粪正是最好的肥料。
  “上行下效”,皇帝都带头养猪了,大臣、百姓也会跟风效仿,养猪的人多了,农作物肥料的供应就解决了。
  养猪既可以解决土地肥料的问题,养大了还可以杀掉吃肉,或者卖了赚钱,百姓就此可以安居乐业,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家就富强了。
  这一套积极的连锁反应,它的作用也是长久深远的,直到现在,中国农村依然是坚守着这一优良传统。依靠自己的榜样力量,促进了农业的发展,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。
  宋神宗时期,神宗让王安石搞改革,皇帝想不明白为什么太祖要在宫中养猪,于是把这一条祖宗之法给革命了,亲自下旨,禁止任何人在宫中养猪。
  几个月后,宫中卫士擒获了一个妖人,妖人会法术,大内卫队始终抓他不住,当卫士想要用猪血浇妖人的时候,却发现宫中没有活猪,一时半会儿搞不到猪血,最后废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妖人制住。
  宋神宗这才知道养猪的好处,对太祖赵匡胤的深谋远虑佩服得五体投地,于是又命令宫中照常养猪,以备不时之需。
  赵匡胤在皇城内部设兵工厂。
  一则可以防止自己的子孙太过安逸。赵匡胤自己出身行武,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多接触接触军事,如果后代身体不行,太过娇弱,治国理政就成了难题;
  二则,皇帝听到锻打兵器的声音,可以时时提醒自己,要守好江山社稷,不能太过安逸享乐;
  其三,遇到紧急情况时,军事战备充足。
  然而这一条祖训到了宋神宗时期,就彻底废了。皇城中时常传出锻打兵器的声音,神宗不堪其扰,就把兵工厂给迁出去了。此后的他天天沉溺于赏风弄月、花天酒地当中,皇城中没了金戈铁马的声音,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和欢闹声。从此,大宋被小小的西夏打的无还手之力。
  把城墙给修成弯曲的形状,抛弃传统城墙的方正流直。
  赵匡胤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,他对城墙的理解,肯定非常人所能理解。为了攻取南唐的寿州城和北汉的太原城,赵匡胤可是吃了不少苦头,那个太原城,赵匡胤到死都没能攻下来。弯曲的城墙在防御上,那是处处可以打伏击,处处都是口袋阵,攻城的敌兵,一进入攻击范围,就会被早早歼灭,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效。
  还是喜欢变法的宋神宗,对祖宗的这种设计理念非常不满,在他看来,只有方正的城墙才能显示皇家气派,只是碍于国库里的银子不多,否则,早改了。到了文艺范的宋徽宗当家后,大宋城墙基本上都被改直了。
  谁料想,这一改,大祸就来了。
  靖康之变,金兵攻打开封,在四周架起了大炮,城内的宋军无处可藏,金军顺着笔直的城墙,直接杀进了皇宫,皇帝和妃子都成了人家的俘虏。
  赵匡胤高瞻远瞩,本想通过这三条祖训护佑子孙周全,也可确保自己打下的江山能够永久传承。可惜后人不是自己的直系血统,对自己的这份苦心,重视不够,最后导致国破家亡,徽钦二帝,惨死北国。
 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在处理完家事国事之后,赵匡胤决心开始处理天下事了。
  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安睡耶?